毛泽东曾言：若能成功说服与争取张闻天，则问题之解决将迈出关键一步。

在1927至1930年的莫斯科求学岁月里，青年学子们常常满怀敬仰地提起张闻天教授的大名。在那个时期，党内像张闻天这样学识渊博的学者可谓是寥寥无几。我时常会联想到山西代县大钟鼓楼上的“声闻于天”匾额。而大多数人仅知晓他被称为洛甫，这源自于他的俄语姓氏“思梅洛甫”。

在踏足苏联之前，张闻天曾远渡重洋赴美深造，精通英语，并荣膺教授职称。初至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与其他学子一同聆听教诲。未几，他便脱颖而出，当选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鉴于他年岁稍长，性格沉稳、内敛、儒雅、老成，学者风范尽显，故而众人亲切地称他为“老教授”。

张闻天以勤奋好学的姿态，孜孜不倦地求索。他不仅精通英语，能够阅读并深入研读英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且能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演讲；而且，抵达苏联后，他迅速掌握了俄语，能够阅读俄文文献，从而拥有了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尤其是因为他的刻苦钻研与不懈求知，他的学识水平远超其他留学生。他卓越的才华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校方领导、教授以及党组织都十分看重他，并给予他积极的帮助；进步的学生们尊敬他，与他亲近，可以说，他周围聚集了一群追随者。

王明此类热衷于派别争斗与暗箱操作的分子，受个人私欲驱使，目睹张闻天威望卓著，备受尊敬，遂刻意与之亲近，极尽吹嘘之能事，意图将他塑造为他们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加以利用。

张闻天，一位正直的君子，并无染指权力的野心。然在彼时彼刻，他亦难以抗拒王明一众的拉拢与纠缠。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言行举止、道德操守、党性立场、组织意识、觉悟层次，与王明等人相较，实有显著的差异。此非泛泛之谈，亦非凭空猜测，而是基于与他长期相处、共同工作与交往中积累的深刻印象与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在党内及同志们心中享有显著的声望和影响力，这与他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智慧以及当时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密不可分。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曾向我提起。他言道，张闻天在党中央以及众多同志中，可谓颇具影响力，这不仅源于他的职位和身份，更在于他个人的品格与修养。

毛主席曾言：“鉴于张闻天同志当时在党内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他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忍受着种种痛苦，不懈地靠近张闻天同志，耐心地引导和说服他，详细阐述自己对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与思考。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若能成功说服并争取张闻天同志，那么问题便已解决过半。借助张闻天同志的影响力，再说服他人便会显得更为轻松。这一策略果然奏效。从某种意义上讲，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圆满召开，正是得益于这一策略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自遵义会议召开后，张闻天肩负起党的书记重任，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然而，全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实则落在毛泽东（彼时担任党的军委主席）的肩上。自1937年至1938年期间，我党的大政方针、关键政策、政治策略以及重大决策，无不源于毛泽东的率先提出。在广泛征求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最终由毛泽东定夺。

这系在对敌斗争与党内斗争中，客观态势所形成的格局。

张闻天在理论领域拥有深厚的造诣，然而，在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议题上，特别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不够深入，他未能达到完美无瑕、尽如人意的境界。在其思想体系中，不难发现些许教条主义的痕迹。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负责马列学院和中央宣传部的管理工作时，这一倾向尤为明显。

毛泽东曾就此对他给予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一点无可否认。然而，张闻天能够直面自身的不足，虚心接受他人的指正，并付诸实践进行改进。他在1942和1943年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解放后亦持续进行诸多此类工作，这无疑是他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不足，所采取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

张闻天长期投身于理论研究，由于工作实践的局限，尤其在领导武装力量、指挥作战方面，无论是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还是在隐蔽而残酷的秘密斗争，如保卫工作中，他确实难以提出具有深谋远略且切实可行的方针大计。在政治斗争，尤其是理论争议的领域中，张闻天表现出了较高的把握能力，但在实际斗争和策略运用上，则显得稍显不足。他一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品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

众多同仁乐于与他亲近，与他探讨问题、交流观点，亦或向他求教。然而，在直面实际难题、处理繁杂而棘手的事务时，他们往往并不依赖他，亦不对他有过分的要求。这或许正是由于他缺乏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以及他那浓厚的书生气质所导致的吧。

张闻天以坦诚的态度直面自身短处，并能从革命利益与全局考量出发，衷心尊重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这一态度深刻彰显了他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与崇高气魄，以及他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高尚情操。这亦是他始终对革命、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贞不渝的生动写照。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延安。

张闻天，一位兼具远见卓识、深思熟虑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物。他既不迷信权威，也不盲从潮流，更不固执己见。

1940年3月，我与张闻天在延安重逢，我们共同居住在蓝家坪，那里正是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当时，他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思想建设以及文化政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项工作，同时亦担任马列学院的院长一职。

重返延安未久，张闻天便将我唤至，将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交予我，命我译成中文予以发表。此外，他还劝我前往中央马列学院担任俄语教师。起初，我对于这份差事心存抗拒。然而，张闻天将我带至学校，将学员们召集一堂，郑重宣布：“这位便是你们的俄语教师。”如此一来，我唯有接受并肩负起这一重任。

马列学院位于蓝家坪对面，教学条件很差，既无教材，又无教室。我要求给我一点时间备课，以订出一个大致的教学原则和拟出一个初步的教学计划，编一本简单的教材或教学大纲。张闻天把手一挥，说：没这个必要，你教就是了。这样，不两天，他就拉着我上任了。

首课于广场之上展开。临时搭建的讲台，四周是学员们席地而坐的身影，既无课桌，亦无座椅，场面与寻常课堂大相径庭，更遑论外语课程，倒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演讲会。我自字母始，娓娓道来。俄语发音虽易，但其语法结构却颇具挑战。每周，我授课两次。彼时，热衷于学习俄语者众多，首堂课便吸引了二百余位学员前来聆听。

面对如此宏大的场景，我顿时感到迷茫。在这样的嘈杂环境中，又如何能有效地学习外语呢？然而，我亦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当尽力让每个人有所收获，学以致用。幸运的是，听课人数逐渐减少，最终仅剩二三十人。凭借着这些学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马列学院成功设立了俄文研究室。

在授课之余，我搜集了相关资料，精心编撰了一本简易的教材，通过油印将其制成课本，分发给学员们。此举有效地改善了以往学员们难以理解“天书”般讲义的局面。唐海、吴良柯、陈波儿、陈戈等众多学员进步显著。季中权更是佼佼者，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擅长印制讲义。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极高，经常来到我的住处请教疑问。

步入1940年尾声与1941年初，诸多同窗已能凭借字典从事翻译实践，其中陈波儿更是将果戈里等文学巨匠的杰作翻译得丝丝入扣、细腻周到、栩栩如生。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既感惊奇又生钦佩，同时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慰藉与激励。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张闻天始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时常关切地询问我的教学状况以及学员们的学习进展。这不仅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肩负的重任。

张闻天、刘英等

张闻天同志的工作风格颇具特色。在那段与他会面频繁的岁月里，我们几乎日日相见，交往颇深，工作交流亦不少。闲暇之余，我们常共度时光，或挥拍网球、漫步街头，或畅谈趣闻轶事，回忆在莫斯科的点点滴滴，交流彼此的老同学、老相识及其后续的发展与变迁。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已达至深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曾了解过我的姓名究竟是如何书写的。

有时他写成“施哲”或“斯哲”，有时又写成“司哲”。有一次我纠正他，向他讲明我姓“师”，是“教师”的“师”。但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反正大家的名字都只是符号，只要发音一样，也就足够了。”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却常常引发我深思：事情绝不能这样草率处理，否则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当年，他在延安领导马列学院和中央宣传、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时，对实际事务就抓得不细不具体，显得大而化之。他很少找人来汇报问题谈工作。别人来汇报时他便听，别人不来，他也不过问。为此，毛泽东曾提出过批评。毛主席说：“若抓而不紧，则与不抓无异。”此言正是针对张闻天及其同僚们此种工作态度而发。然而，张闻天乃一位颇具远见、擅长深思熟虑且持有独立见解的杰出人物。他既不迷信，亦不盲从，更不固执己见。

在1930年代后期，我身处苏联之际，便不时听闻“钦差大臣满天飞”、“教条主义”、“把鸡毛当令箭”、“宗派主义”等带有特定指向的说法与传闻。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逐渐变得清晰。在我们党内，所谓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指那些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王明等人。而王明的后盾和背后的支持力量，则是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为首的那一群人。他们对我国的社会状况了解不多，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未能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

1940年代的开端，在延安的闲暇时光里，我与洛甫不时地闲聊，偶然间提及了这些问题。我们均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似乎知之甚少。共产国际派驻我国的代表，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状的了解和认知均显不足，自然难以准确把握中国问题的本质与特性。然而，他们却对中国革命提出意见与建议，同时又常受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影响。这导致他们提出的建议、政策、方针或意见，往往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倾向，且常常未能击中问题的核心，抓不住关键所在。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闻天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见解：那些仅沉溺于书本知识，未曾经受革命实践的锻炼与考验的人，其思想方法往往显得过于简单、单一或直观，甚至可能陷入僵化、缺乏辩证法的误区，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是面对客观形势的变迁，仍旧固执己见，不知变通；又或是过分强调抵制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却未能深刻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革命斗争若能正确解决、取得胜利、实现解放，本身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和贡献。正如毛泽东常言，吃饭需一口一口细细品尝，方能饱腹；行路需一步步脚踏实地，方能抵达目的地，道理便是如此。

张闻天和刘英

张闻天在七大反省自我。

1940年代初期，中央发出了抵制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明确指示，随后又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立场，并最终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的观点。针对这一问题，毛主席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包括承认、关照、削弱直至最终消除山头主义，最终实现统一与和谐，这些均体现了实事求是、科学指导的精神。在延安，一股生机盎然、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氛围弥漫开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向中央递交了申请，组建了“延安农村调查小组”，并于1942年1月启程，前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在调查期间，他选择入住农家，与民众融为一体，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基于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木）府（谷）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以及《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两篇内容详实、论证充分的调查报告。1943年3月，张闻天返回延安后，便向中央详尽地汇报了此次调查的全过程及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份报告便是有名的《出发归来记》。

张闻天在完成对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调查研究任务，返回延安不久，中央便迅速启动了筹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亦着手总结整风、整党、肃反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这一系列运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整风学习运动为七大的召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期准备，亦可视为一次大会的预备会议。因为在整风学习中，众多涉及原则性、理论性、历史性的问题，包括方针、政策、路线以及策略层面的问题，以及诸多分歧意见，均得到了基本澄清或解决，或至少划清了界限。这无疑是重大的成果，令人瞩目的成就。

1945年5月2日，张闻天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评。他以真挚与诚恳的态度，剖析了自己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揭示了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严重危害。他归纳出四项错误，并阐明了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他坦言，在遵义会议前后，自己已经对错误有了认识，但如今对这一认识更为清晰明确。

自那以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理解与评价趋于准确，故实际上自那时起便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开展工作。然而，由于对过往错误的认知尚不彻底，抵达陕北后，对于地方存在的问题未能深入探究，也未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再者，对于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群体，未能及时加强教育引导，六中全会之后，对青年的教育方针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大会对他的发言表示了较为满意，毛泽东亦持有相同的观点。

七大落幕之后，鉴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与需求，中央自然地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首先便是为了便于集中的领导，决定将书记处迁至枣园办公。张闻天与彭德怀亦受邀一同迁往枣园。尽管他们并非中央书记处的正式书记，却常被邀请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会议。

张闻天和叶剑英

张闻天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在他卸任之际，莫洛托夫向我询问其中的缘由。

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之际，张闻天携手李富春等同志，相继奔赴东北地区。

全国解放之际，张闻天重返中央，随即着手准备赴苏联之行，以接替王稼祥的职务。在我访问他于景山后街的居所，在他即将踏上出国之路之际，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虽是久别重逢，他却依旧保持着在延安时期的风格，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矜持与拘谨，深思熟虑，严谨细致。显然，岁月的磨砺让他更加成熟，世故，也更加擅长倾听他人的每一句话，并对每一项意见进行深思熟虑。在那次会面中，他向我提出了诸多问题，我尽己所能，一一作出回应。

1951年四月，张闻天正式受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他的任期内，正值中苏关系处于历史最亲密友好、交流频繁、合作顺畅的黄金时期。那时，两国政府及党的中央机关之间的交流，主要采取直接接触和协商的方式，驻外使馆的介入相对较少。面对特殊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尤其是以党中央名义派遣的特命代表团，诸如以周恩来或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通常在我方使团抵达莫斯科后，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获知相关信息。

大使的使命也往往是由代表团团长直接交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自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使馆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却少得多。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张闻天对当时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规定：在完成日常职责之余，剩余时间应全部投入于学习、深入研究问题、提升个人能力，并强调结合学习开展调查研究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使馆的员工在理论素养上有了显著提升，工作状态也更为稳定，工作效率也相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

尽管部分高级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未事先通知我国驻苏大使馆，张闻天却几乎在所有会谈场合均积极参与。

张闻天在出使苏联期间，受到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深切尊重。两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友谊，频繁地促膝长谈，就众多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这或许得益于他们同属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丰富的共同语言，亦或是他们观点相合，语言相通，使得无需借助翻译即可畅所欲言。

1954年，在周总理赴日内瓦会议的前夕，他先后两次访问了莫斯科。那时，赫鲁晓夫正充满野心，渴望展示自己的才能，因此在周总理领导的中国代表团面前，他竭力施展自己的能力。当年4月上旬的一个午后，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款待周恩来。张闻天也出席了此次宴会，苏方与会者均为政治局成员。宴席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张闻天与莫洛托夫从座位起身，漫步至大厅另一隅，边走边谈，气氛融洽，仿佛有诸多话语难以尽述。

在盛宴之上，赫鲁晓夫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活跃，他不仅用温馨的语言对我党赞誉有加，而且劝酒之殷切更是远超寻常，以至于总理饮酒过量。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与周总理热烈拥抱、翩翩起舞，周总理因而显得疲惫不堪，身体难以支撑，终至呕吐。此时，莫洛托夫与张闻天急忙上前慰问，并小心翼翼地扶送周总理离席休息。事后，莫洛托夫向周总理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主动承担起责任。他诚挚地说：“周总理饮酒过量之过，全在我等身上，我们理应承担全部责任。”

在日内瓦会议的议程中，周总理频繁与莫洛托夫进行交流，张闻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次会议均参与其中。然而，他并不轻易开口发言。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对张闻天的观点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一旦张闻天对某个议题有所见解。我深知，张闻天的话语坦率、真挚、诚恳，或许正是这种“待人以诚”的精神，触动了他深藏的心弦，赢得了莫洛托夫的深切尊重。莫洛托夫曾言，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若能拥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共进、紧密合作，那将无疑为我们的力量增添无限，为我们的信念注入更多坚定，为我们的士气带来极大的鼓舞。张闻天的真诚态度，恰是给予莫洛托夫这一份宝贵的信心、力量与鼓舞。

4月30日，经我方同意，莫洛托夫在其寓所设宴款待了中英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与艾登[1]以及代表团的关键成员。这是中英外长间的首次直接会晤。张闻天亦莅临了此次宴席。宴毕，莫洛托夫、周恩来和艾登在会议室展开了一番座谈。张闻天特邀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祺亚至另一间会议室深入交流，我亦作为陪同参与了双方的交谈。

张闻天用英语直接同对方交谈，我只能听懂大概，所以张闻天不时给我翻译，介绍他们交谈的大致内容。谈话多是官场上的应酬，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偶尔也涉及些实质性问题。对于这次谈话，今天我还能记起来的是：那位英国副外交大臣提及，他在1920年代末期曾造访上海。彼时，他尚是一位年轻的商人，为谋求商机而远渡重洋至我国。

他感慨道，在那个竞争激烈、充满挑战的上海市场中，立足并非易事。他在那里并未逗留太久，便觉得自己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于是选择返回祖国。此外，他与张闻天探讨了英国公务人员在境外活动时的待遇问题。他指出，英国政府对于此类人员的待遇实行的是“包干制”。政府会根据人员的级别和职务，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涵盖服装、住宿、饮食、交际以及交通费用等，甚至连招待或宴请宾客的费用也都包含在内，无需额外报销。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主动请客，也极少举办宴席以招待宾客，即便是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不言而喻，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个人的所有。在谈话的尾声，他以一种半问半答的语调提出，这种制度恐怕与苏联和中国的体制大相径庭。在整个交流过程中，给人的感觉是他并非一名外交官，而是一位精于经商、擅长交易、浑身散发着铜钱气息的商人。相较之下，张闻天那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显得更加鲜明、引人注目，令人心生敬佩。

日内瓦会议落幕不久，张闻天便向我方提交了卸任申请，表达了回归祖国工作的愿望。依照惯例，大使在离任前，需先向驻在国的政府首脑或外交部进行通报。然而，在张闻天递交卸任报告之际，我国政府并未事先与苏方沟通，亦未先行告知，便迅速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一举动让苏方感到既意外又出乎意料。

得知张闻天即将离任归国的消息，莫洛托夫内心焦虑，急切地想要挽留，却苦于无法直言。由于对张闻天离职的具体原因一无所知，他的处境变得更加棘手。于是，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调查张闻天被调离的真正原因，并探寻这究竟是苏联政府有所不公，还是张闻天自身犯错？亦或是政府另有安排，或是他本人主动请求回国？同时，还关注他是否有继续留任的可能性。

1950年代，我有幸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同时亦担任了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因此，与苏联同仁的交流颇为频繁，与苏联驻华使馆的人员亦多有交往。记得有一次，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接到莫洛托夫所托之事后的一天，他特地邀请我共进茶叙。起初，我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不明其意。然而，在见面之后，我才明白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张闻天卸任的情况。我向他解释道，张闻天的调动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主动申请，并非因犯错，亦非苏联政府有欠于他，而是一种正常的工作调动，并无特殊原因。

自张闻天从莫斯科卸任归国以来，我们便鲜少有缘相见。此后，我只听闻他奔波于各地进行考察访问，继而潜心投入到理论研究之中。

张闻天、周总理、李克农

张闻天更是一位“相才”，而非“帅才”。

在1940年代及1950年代初，我与张闻天的交往达到了最为密切的阶段。

自那时起，我明确知晓：

他，一位品行端正、坚守原则、党性坚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在重大原则面前，他总是严谨认真，毫不含糊地捍卫真理，既不妥协，也不采取暧昧不明的立场。在探讨问题和处理工作时，他始终秉持客观公正，对事不对人。一旦发现任何干部，无论是普通干部还是领导干部，有不妥的言行，他都会不顾个人情面，直言不讳地指出，哪怕面临可能的指责或报复，也决不退缩。在延安杨家岭那段日子里，我们住在相邻的院落。因此，我们时常有机会聚在一起闲聊。每次交谈内容都十分丰富。他对我的批评总是语重心长，提醒我不要“进一步退两步”，不要重蹈覆辙。

他乃是一位极为稳重的人物，宛如那“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形象。无论面对何种事务，他总能坚守原则而行。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他自晋西北的调查归来，目睹了整风中诸多过激现象，便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诸多建议均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与采纳。至于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直言“大跃进”的不足与偏差，并为彭德怀进行辩护，此事早已成为人尽皆知的佳话。

他，一位对革命事业、人民群众以及党的忠诚无二的坚定战士。他对毛泽东同志及其领导充满崇高的敬意，内心深处对其深信不疑，坚信其领导理念、领导才能、卓越才干、非凡胆识和深邃见解，坚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无误，并自觉予以坚定的支持（当然，这种拥护并非盲目的顺从）。

在延安时期，尽管他肩负着书记的重任，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但各项中央会议的召开与主持，始终落在毛泽东的肩上，而且无一例外地在他的住所举行。会议的总结阶段，亦多以其言辞为依据。彼时的会议形式灵活多样，讨论与发言充满活力。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会议氛围允许互相插话，畅所欲言。表面上看似众声喧哗，但并无固定的议程，亦无特定人士进行冗长的演讲，而是围绕某一议题，各人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畅所欲言。

此次会议气氛热烈，充满活力，为决策提供了众多极具参考价值的见解，极大地激发了与会者畅所欲言、毫无保留的积极性。无疑，举办此类会议，对主持人提出了严格要求，他们需具备筛选精华、剔除糟粕、精准捕捉每位同志发言中合理内核的卓越能力。这正是毛泽东所长。张闻天秉持原则、着眼大局，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坚实的党性修养。

他是一位严谨治学、深入钻研问题、具备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学者。尽管他在职业生涯中参与了众多实际工作，并曾担任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但在实际工作中的成就，相较于他在理论领域的造诣，显得相形见绌。他堪称一位“相才”，而非“帅才”。他的一生，全心全意、夜以继日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研读与探讨，对诸多问题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论述。

他不仅个人对学习充满热情，深入钻研理论问题，而且始终关心、督促并推动身边的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助力他们提升思想觉悟与理论素养。无论是领导延安的马列学院，还是在东北工作，抑或是担任驻苏大使，他都一贯如此。在为我党培育理论骨干的过程中，他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他无疑是党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遗著与笔记值得整理与研究，并向广大读者大力推荐。